我自幼就好绘画。上小学时的校长叫胡崇壮，会画画，也教我们美术课，对我这个画画的学生很重视，时常鼓励我，并教我画写生的方法，这更增加了画画的兴趣。于是我就不断地画写生，练画，梦想将来当一个画家。因家贫没能进入专业美术学校，也没有专业老师指导，只凭自己摸索，画写生就成了我唯一练画的手段。经过不断地实践，我的绘画能力有所提高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又和木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　　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承德第一次解放，成立了热河民主政府。教育厅有个社教科，要改造有淫秽内容的旧洋片。听说我能画画，被找去画新洋片。当时科里有个从延安来的搞美术的女同志（名字叫白炎）。不但能画，还会刻木刻。她对我很热情，让我看她的木刻作品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精美的木刻画，十分惊讶；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木刻这个画种。使我对木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就想跟她学习刻木刻。得到她的赞许，她给我讲了木刻的基本知识，让我看了她的苏联木刻刀，还送给我几把国产的木刻刀。和李桦写的《怎样刻木刻》的书给我。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这本书，使我初步了解了木刻的基本知识，摸到了自学的门径。后来我被介绍到热河文联美术室帮助搞画窗展览。负责人赵競，是从延安鲁艺来的也会刻木刻。特别是他把鲁艺那些名家的木刻原版，都亲手精印下来，约有百余幅。其中有古元、颜涵、力群、江丰等人的作品。内容都是表现抗日斗争，减租减息，边区大生产等情景的。这些作品黑白对比强烈，线条刚劲有力，充分发挥了刀法、木味的特点。感人至深、魅力无穷。使我获益匪浅，更使我深深爱上了这门艺术。

　　四九年，我在此京参军，在文工团搞布景工作，就没时间刻木刻了。五六年转业之前，北京郊区，到处修工厂，盖高楼，吊塔林立，热火朝天，这种繁荣景象，使我心潮澎湃，充满表达愿望。转业后调到避暑山庄管理处，搞宣传工作。业余我刻制了《沸腾的工地》并被第一期《版画》刊物刊载。这对我也是极大的鼓舞。这是我的木刻第一次登上报刊。也是我搞木刻创作的开端。

在避暑山庄工作，我对山庄和外庙有家乡情感。这里湖光山色，楼台亭阁掩映如画，外庙庄严雄伟，金碧辉煌。这些瑰丽迷人的景色，我心中充满了表达的愿望，这就产生了以山庄外庙为背景的一些作品，美化宣扬家乡景色是我毕生的心愿。

　　八十年代，我有幸参加博物馆巡展工作。涉足，苏、杭、上海、东北吉林、千山等名胜古迹，使我绘画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，开扩了眼界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际遇。作为一个美术爱好者，这些作品虽然没多大价值，但它是我美术生涯的轨迹，人生缩影。为亲朋好友，后辈儿孙留下一点纪念，这是我的心愿。

 

　(以上是于老师自序的草稿，虽是草稿，未经雕琢，但这样朴素的语言，让人觉得更加质朴，亲切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　　因为于老先生，年事已高，挂一漏万，再所难免，如文革期间在承德县剧团多年，和在承德县群艺馆工作过，那时正值年富力强，有诸多作品都是在那一时期创作的，在承德县剧团时几乎走遍了整个承德县大大、小小的公社，生产队。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速写和水彩，这些宝贵财富，对于后人了解那个时代农民的生产、生活、社会状况都是十分宝贵的。

　　在承德美术界有三位老艺术家，都是同时代的人，他们的年龄只差一岁，都已是九十高龄。除于欣光老先生还有王信老先生，和关阔老先生。于先生最大，其次王先生，和关先生。在三年前的一个大雪天，我在滦阳画院值班。于老先生踏着积雪步履蹒跚的来到画院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发了黄的老照片，上面有三个熟悉的身影，就是这三位老先生并肩一起在北京美术馆的合影。同是土生土长的承德人，又是同龄人，又从事着同样的事业,但生活经历和境遇又有着巨大差别，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是一致的，他们的人品是高尚的，他们的品格是值得我们尊敬的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。就在于老先生掏出那张发黄照片的瞬间，使我看到于老先生他们这一代人，对于那种真挚友情的无限眷恋和深切的怀念。)待续关心仁